格瓦濟簡史5-4

摘譯自A History of the Ghawazi/ Anne Lehmer, February 1998, Tribal Talk – The Voice of FatChance Belly Dance
本文為Anne Lehmer為其中東現代史及舞蹈人種學所撰寫的報告，於刊登Tribal Talk時略有修改。
譯寫/小眼麗莎

圖片來源: Ghawazi Caravan

伊斯蘭背景下的舞蹈(續前文)

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1979）發生之際，來自宗教團體的壓力開始影響到表演者的生計。大量的武裝伊斯蘭學生開始出現於大專院校之中，並且以聖戰之名採取行動。與當時的沙達特政權相抗衡的宗教勢力，可由以下所引述的激烈談話可見一斑：「…埃及是伊斯蘭的國土而非法老的領地…年輕的聖戰士才是埃及合法的代表，絕不可能是這些金字塔巷弄裡的表演者、劇院的表演，或電影…埃及絕對不是只有裸女［在激進的伊斯蘭教義裡，不著面紗的女性即使全身穿著合宜服裝也會被視為裸露不雅﹞，而是戴上面紗，謹守聖律的端莊女性…」(Gilles Kepel.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The Prophet and Pharao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150-151)伊斯蘭本義教派日益壯大並且在民眾受到歡迎，人們開始視其為解決國家沈痾的解決方案。不願意或不認同激進主義者則受到日益增加的恐佈攻擊行動所打擊迫害。這股風潮對於舞者的打擊更大，其影響到今日還持續存在。在一次1993年與Khairiyya Mazin面訪時，Edwina Nearing發現恐怖活動是讓farahat（慶祝婚禮的大型公開慶典）中斷的主因。Khairiyya表示，「伊斯蘭本義教派…試圖禁止舞蹈表演，停止觀光活動，並且讓女性完全包裹，連臉孔都不能露出！」訪談文中亦表示：「這些激進份子會攻擊「無神的外國觀光客」、殺害埃及警察，破壞farahat，有時還會發生流血衝突。在開羅甚至有謠傳說他們會對東方舞的表演者潑灑硫酸毀容。」(Edwina Nearing “Ghawazi on the Edge of Extinction.” Habibi. Vol.12 No.2, Spring 1993, pp.5-6)

無情的困頓未來
劍拔弩張的政治氣氛或許奪走了farahat的發展，但是大型旅館裡針對觀光客的民族舞蹈表演仍大有可為。但是時至1993年，這些民族舞蹈表演已不如來自開羅或明亞(Al-Minya)的舞者受到歡迎。Khairiyya表示：「人們都忘記了瑪桑家族所代表的傳統榮耀。沒有人認真對待我們的藝術…沒有人提起我們。」(Edwina Nearing “Ghawazi on the Edge of Extinction.” Habibi. Vol.12 No.2, Spring 1993, pp.5-6)

Khairiyya受訪時正是她人生最為艱困的時期，在父親過逝後她必須自立自強，家族的房產已被出售，而所有的姐姐都已經結婚。她沒有錢裝潢或完成小屋的樓上空間，並且必須在一週內將小屋的底層清空出來供新房客搬入。她必須賣掉自己的電視機、冰箱、暖氣。她甚至開始考慮嫁為人婦，雖然這樣的安排並非她所願。「我要如何知道媒人介紹的丈夫是個好人？我寧願工作一千年也不願意和一個我憎惡的人共同生活一日。」此外，她也不想「在家裡久坐終日，身軀變得肥胖，忘記如何去舞蹈。」(Edwina Nearing “Ghawazi on the Edge of Extinction.” Habibi. Vol.12 No.2, Spring 1993, pp.5-6)